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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山兰花草 博客

难忘老山战场的日日夜夜·难忘同去未能同归的397位战友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与共和国同龄,幼小吃糠咽菜受饥寒, 13岁无钱缀学起早贪黑挣工分饱尝农民劳作艰辛。军旅19载艰苦磨砺,造就刚毅坚强,老山猫耳洞非人生活健康透支,战场出生入死见证生命之脆弱人性之伟大。饱受贫穷的我,深知甘难苦楚,吃得苦中苦,感谢贫穷,知足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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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】三团一营副教导员兼一连指导员钱富生的事迹   

2009-03-24 11:34:28|  分类: 军魂颂歌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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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出实打实的行动    做战场合格的政工干部

 

【钱富生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“英雄指导员”荣誉称号】。

我叫钱副生,是三团一营副教导员兼一连指导员,一九六八年入伍,现年三十七岁。

一九七九年,我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。时隔五年,我有幸再次参加了严惩越军的老山防御作战。这次作战中,我三次谢绝首长的关照,坚持战斗在一线连队,用自己实打实的行动,努力做好战场政治工作。和连长一起,率领全连粉碎了越军五次反扑和偷袭,圆满完成了坚守老山前沿1072等八个高地和攻打南嗄的战斗任务,以亡1人,伤6人的代价,换取了歼敌36名的胜利。我个人排雷381颗,引爆地雷700多颗,开辟通路1300米,尽到了一个政工干部应该尽到的责任,荣立一等功。

 

扎根在一线 不当“隐身官”

部队接到参战命令时,我正在师塑料厂当厂长。首长想到我是个战斗骨干,就把我调回三团一营当副教导员。到职第二天,我了解到一连缺指导员,团首长有心叫我去临时兼任,但又不好开口。因为我七九年就是副教导员,一步走了七个年头,先后八次调动工作,每次都是调位不调职。现在如果去代指导员,等于又降了一职。再次我患有胃窦炎、气管炎和关节炎,常常复发,所以首长不忍心让我去。我想,现在是什么时候了,哪能去计较什么名不名、病不病的。我找到团首长说:你们不要犹豫了。别说是下连当指导员,如果仗打得残酷了,下去代个排长也故意。当天下午,我扛着背包到了一连。

部队结束临战训练,准备上阵地时,参谋长对我说:你兼指导员的任务完成了,上级给你下了司令部协理员的命令,你赶快报到吧。

我一想不对劲,连队要上第一线阵地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,很需要打过仗的同志领个头,引个路。我在连队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地训练了几个月,已经把每个人的思想、性格和家庭情况搞熟悉了,如果换个生人来,对工作不利。想来想去,觉得这个时候不能走,就请求团首长,推迟了报到的时间,留在连队和战士们一起上了1072高地。

今年三月份,连队接受了攻打南嗄的战斗任务。团长、政委担心我身体吃不消,再次打电话催我下阵地。连队干部战士也劝我下去。首长和同志们的关照,我非常感激。但我觉得越是要打大仗了,我越不能走。这倒不是连队离不开我,恰恰是我离不开连队,舍不得战士。我考虑到战士上阵地三个多月来,尽管打了几次反扑,但真正出击作战还是头一次,想法一定很多。我是个打过进攻的“老骨干”,这个时候应该发挥点作用。为此,我给团长、政委回话:这里更需要我,等打完南嗄这一仗再说吧。战争结束后,我才按支部的分工,带领部队和二个排撤下阵地。

许多同志包括一些记者问我:一线连队危险艰苦你争着去,机关调你催不回,你就不想安全一点,舒适一点。我说想过。我清楚机关当协理员比起连队当指导员来,生活好一些,任务轻一些,安全系数大一些。我是个有妻有子的人,家在杭州市,妻子在浙江大学工作,儿子正在读书。临出征前,妻子反复嘱咐我:你要为我和孩子着想,到前线一定要处处小心。我儿子拉着我的手说:爸爸,我等你回来一起去西湖划船。如果从个人利益考虑的话,我何尝不想离开连队到机关,跳出“危险区”呢?!我也曾想到过舒适。尤其是阵地上一个多月无水洗澡,浑身长满虱子的时候;敌人不断炮击的袭扰,风天风夜不能合眼的时候;长期住潮湿的猫耳洞,关节炎发作疼痛得不能走路的时候,我是多么想下阵地,痛痛快快地洗个澡,然后到卫生队看看病,再舒舒服服地睡它一觉。但是,每当这时,我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责任。我是一个基层政工干部,是教育人的。平时要求战士们不怕苦,不怕死,打仗要往前冲,上阵地光荣。现在到战场上要兑现了,如果我一拍屁股溜了,当起“隐身官”来,会给战士们留下什么?会给政治工作、政工干部造成什么影响?虽然我没什么大本事,在连队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,但我打过仗,是个“老骨干”。一则可以用行动教育影响战士,二则可以帮助战士出出点子,也是值得的。所以我才坚持战斗在一线连队,和战士们同生共死八个多月。

 

险时往前站 不当“嘴巴官”

我在实践中感受到:战场上最受战士欢迎的干部,是那些自身过硬,危险时刻站得出来的人。尤其是政工干部,只有关键时刻过得硬,战士才能信得过,工作才有说服力。因此,我在连队兼职期间,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这一点。

上阵地的第一夜,面对真枪实弹的敌人,战士们普遍比较紧张。我不声不响地来到连队最靠前的一个哨位上陪战士站哨。这个哨位离敌阵地只有几十米,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。有我在场,战士们心情松快多了。以后,我每晚只睡三、四个小时,又分别在全连40多个哨位上轮流陪战士们站哨。有几个胆子较小的战士,我陪他们站得最多。战士刘永华,在家是最小的一个,平时天一黑,就不敢一人走路,站哨时显得比一般人紧张。他右手死死地扣着枪机,左手握着一颗手榴弹,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不知怎么搞得,我见到他这副模样,心里就感到难受。他还是个刚长大的孩子嘛,但为了祖国的安全也在这里站哨了。每逢他站哨,我就来陪他,边站边给他讲:“阵地上站哨不止你一个人,左右都有战友,连队干部也没休息,分别在哨位上转来转去。敌人来了,我们会赶来的。”我陪刘永华一连站了八个晚上,到第九个晚上时,刘永华说:“指导员你休息吧,我再也不怕了。”

我们坚守的阵地上,到处都是地雷,据说有好几万颗。如果不注意的话,摔个跤,绊个腿,也能搞响,一炸就是一条腿,严重的一条命。在这里战斗,排雷埋雷是经常的事。临战训练期间,连队组织战士学过排雷埋雷,但这种雷是教练雷,假的。上阵地后,要同真家伙打交道了,战士们开始有些顾虑。为此,在扩大阵地时,我第一个排雷。没有探雷针,我就用8号铁丝做简易探雷针,排除地雷162颗,其中诡计装置地雷14颗。战士们说:指导员敢排雷,我们也敢。

越军特工队是经过专门训练过的,神出鬼没,善于搞偷袭,战士们开始对特工队有些恐惧感。为此,每当遇到有特工偷袭时,我都及时赶到现场,和大家一起战斗。有一次,八班副班长刘永华和新战士赵新利在最前出的二号哨位上站哨,发现30多米处杂草里有人爬动。我得到报告后,三分钟赶到现场,观察了一下地形,判断这是敌人的小股偷袭,就悄悄地对大家说:“不能乱打枪暴露位置,你们看我的,我往哪里打枪,你们就往哪里投弹。”然后,我一手提枪,一手提着夜视仪,偷偷地往前爬了十多米观察敌情。战士们看我不但不慌张,还一个人爬到他们前面这么远,情绪顿时安定下来了。在我的指挥下,战士们接连投出了几排手榴弹,敌人被打得滚得滚,叫得叫,狼狈逃去。为防止敌人再次偷袭,这一夜我一直在那里潜伏了四个小时。事后战士们说:“越军特工队一打就跑,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。”这以后,全连战士再也不怕特工队来袭击了。有一天,新战士孙先发站哨时,发现几个越军特工向他摸来,就沉着冷静,等敌人爬到二十多米时,连投几颗手榴弹,当场炸伤两名敌人,其余的抬着同伙逃跑了。

元月十五日,我们团拔掉了越军占领的74号高地。深夜12点,敌人不甘心失败,一面对我实施疯狂炮击,一面调整兵力部署寻机反扑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通往74高地的电话线被炸断,步谈机一进也联络不上,指挥被迫中断。团要我们派人到前沿去,尽快沟通联系。谁去呢?按理,象这样的事应该归通信员去。但我感觉通信员太年轻,对这段路又不熟悉,万一有个三长二短,我就对不起他。我决定自己去,因为我对这条道路比较熟悉。我对连长说:“你转告团首长,我上去了。”说完走出指挥所,冒着敌人的炮火向74高地摸去。到74号高地有200多米,通路是白天我们进攻时,从雷场中开出来的,只有六、七十公分宽。这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我就趴在地上靠手摸白天战士们来回踩过的泥泞,一步一步地往前爬。突然我摸到一颗地雷,立即退回来,才知道摸错了地方,200多米路我爬了两个多小时才到。一到阵地,我立即改调步谈机频率,和团指沟通了联系。并按慰战士们说:“你们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,沉着应战,打得很顽强,我感谢你们。”和上级失去联系的战士们,突然看到我来到前沿,并沟通了联络,都纷纷地握着我的手,激动得说不出话来,后来战士们在团首长的指挥下,连挫敌人多次反扑,牢牢地守住了阵地。由于我资历比较老,加之经常和战士们战斗在一起,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我“老革命”。

 

深情爱战士 不当“老爷官”

一九七九年参战时,一位战士的父母给我来信,信中有几句话我永生难忘。信中说:“指导员,我们把儿子交给你了,交给你,我们觉得是交给了党。希望你把他管好,带好,使他成为有用人才。”战士的父母把我们当作党代表,寄托着多么大有希望。后来这位战士在战斗中光荣献身了。尽管他是为了胜利才牺牲的,但我总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,没有想办法让他活下来,完完整整交给他的父母,始终有一种内疚感。这次参战后,我就经常提醒自己:时刻不要忘记这位战士父母的话,战士们都很年轻,战斗和工作的日子还很长,我们要多为他们的今后着想,关心爱护他们,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牺牲。说句心里话,就是死,也要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,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们。正因为这样想过,我才四次在战士生命爱到威胁的危急关头,舍身相救。一次,连队三个战士在工事内挖土,未发现顶部裂缝。我察觉后,一步冲过去拉出了两个战士,等我把第三个战士李建国推出来时,泥土塌下来,把我砸倒在地,双腿也埋住了。李建国安然无恙,我却伤了脚。事隔不久,连队要构筑一个排防御阵地,在使用爆破法构筑猫耳洞时,二班副班长倪端荣为赶进度,爆破后不等硝烟散尽就钻进洞内作业。我发现有人进洞,急忙跑过来制止,还是迟了。因硝烟有毒,倪端荣中毒失去知觉,倒在里面。我冒着带毒的硝烟,躬身钻进洞内,迅速把倪端荣拖出来,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。经过半小时的抢救,小倪世苏醒了。当他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,非常感动,出院后找到我说:“你快四十岁了,我只有二十岁,你在危急关头救了我,就收我做你的干儿子吧,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。”我对他说:“我们是部队,不兴这一套,你要是真想报答我,那就多杀几个敌人。”小倪果然在以后的战斗中打得非常顽强,连队给他报请了战功。

 阵地生活是艰苦的。在艰苦的生活面前,战士们没有过高的要求,只希望有人知道他们,想着他们。我深为战士们的这种献身精神所感动,更激励我努力履行一个政工干部的职责,以你父母之爱,兄第之情去关心他们的生活、思想和实际总是,积极为他们服务,给他们送温暖。每逢夜间战士站哨,天冷了我送去大衣;修工事,口渴了我端去水。就是这一件大衣、一壶水,在和平时期算不了什么,但在战场这个特殊的环境里,往往使战士们激动得直掉眼泪。我身体有病,家属先后给我寄来了十斤奶粉,十斤白糖以及部份人参、麦乳精。这些补品我舍不得吃,大都送给了身体有病的战士。上级考虑我年龄大,长期住猫耳洞,就给我发了一瓶虎骨酒。我没有喝,转送给被敌炮弹炸伤的陈江华。阵地上香烟很紧张,每次发慰问品,我都把自己的一份送给战士。有一次,我到营指挥所开会,教导员送给我一个苹果。在老山上见到一个苹果不容易,当时我真想吃,可放到嘴边又收回来。因为想起一班长段堂树身体不好,苹果应该留给他吃。谁知段堂树不要,竟呜呜地哭着说:“指导员还是你吃吧,你有这个心,我就满足了。”新战士王忠信是回族人,不吃猪肉。尽管阵地条件差,我还是交待炊事班每餐专门给他做个菜。分罐头时,我把我的一份牛肉罐头送给他。他激动地流着眼泪对我说:“指导员,你以后不要为我操心了,阵地上再苦,我也能顶住。”阵地上最缺的是水,有了水,战士们就可以放开肚量喝个饱,就可以消灭虱子,就可以洗脸刷牙,减少疾病。为解决缺水问题,在后勤机关的具体帮助下,我带领三名战士翻山越岭找水源,又人拉肩扛运来的水管,从一公里外接来了水。当泉水流到阵地时,战士们高兴得互相拥抱。

参战后,战士家中出现了许多实际问题。我积极为战士们出点子,想办法,帮助解决。一班战士崔北中的未婚妻,怕他伤残受牵连,和他吹了“灯”。我担心小崔受不住,就找他谈心。谁知小崔却说:“也许姑娘是对的,我要真的是缺个胳膊断条腿的,就连累好了,要吹就早点吹吧。”多么好的战士啊!就在这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时刻,想到的仍然是别人。但我觉得战士们失去的太多了,自己作为一个政工干部,应该积极工作,努力为战士争来他们应该得到的一切。我就蹲在猫耳洞中给这个姑娘去信,开导她,教育她。我就不信,这么高尚的战士她就不爱。我和连队干部一起三次给这个姑娘去信,介绍小崔在战斗中的表现,启发她认识最可爱的人正是为祖国流血战斗的人。还给她单位去信,请求帮助教育。不久,这个姑娘来信向小崔作了检讨,表示:就是小崔残废了,也愿陪伴终身。吹了的“灯”又亮了,小崔更加安心作战了。家住农村的八班副班长刘远华的爱人生了双胞胎,父母年大体弱,哥哥在外地教书,两个妹妹年幼上学,家中欠债几百元,生活很困难。刚到前线,爱人就来信叫他给组织反映反映,想相办法,小刘怕给连队添麻烦,悄悄隐瞒了。一次,我找他老乡闲谈,才了解到这个情况。我想:战士们都有知识有体力,如果不当兵,也许有的已成了万元户。但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全,牺牲个人利益,来到了前线。现在家里有困难,却怕给组织找麻烦,隐瞒了,但作为组织应该积极帮助解决。我连夜给小刘的家乡政府去信,如实反映他家的困难,请求帮助解决。地方政府很重视这件事,当即决定把小刘的哥哥从外地调到县中学教书,把小刘爱人安排到县针织厂工作,使家庭状况有了好转。小刘非常感激,找到我说:“指导员,我不亲手毙它几个敌人,就对不起你,对不起地方政府。”上前线以来,我先后给战士家乡政府去信二十一封,使十一名战士的一些实际困难得到解决。干部关心战士,战士关心国事。阵地上不管生活多么艰苦,战斗多么残酷,家庭出现什么样的困难,战士们始终没有分过心,同心同德战斗的前线。实践使我感到,在残酷的战斗中,我具体扎实地给战士们解决点实际问题,尽力爱护他们,每干一件事都比十遍空洞的说教强得多。

 

协助抓军事 不当“瘸腿官”    

我深深懂得,指挥连队打仗,是军事干部的事,也是政工干部的事。政工干部如果只抓政治,不抓军事,就是“瘸腿干部”,就没有尽到责任。对军事指挥我还是比较熟悉的。我曾在机炮连当过指导员,并在南京高级步校学习了两年。因此,到一连后,我注意发挥自己的长处,积极为连长出谋划策,分挑重担。。

有一次,连队接到上级炮观的通报,说敌一个班正向我阵地前沿运动,企图偷袭。当时连长因值了一通宵夜班,正在休息,我不忍心叫他,就主动代替指挥。叫两门六O炮和配属的一门八二炮条了一个齐射,当场歼敌五名。还有一次,连队接到前沿哨兵报告,说敌人在重机枪的掩护下,向我方挖掘堑壕。这天连长到团指接受战斗任务不在家,我就冒着敌人的枪弹,前出到离敌只有70多米远的我警戒阵地上,指挥炮兵射击,又歼敌五名。上阵地后,我先后四次指挥炮兵对敌射击,都取得了战果。

今年三月初,连队接受了攻打南嗄的战斗任务。我主动为连长当参谋,分挑指挥担子。为了摸清敌情、地形,我带领三名排长和六名战士分成三个小组,对南嗄实施抵近侦察。我一直走在最前面,快接近敌阵地的时候,我叫五个战士停止前进担任警戒。离敌阵地200米处,我又叫三个排长停下来就地警戒。离敌阵地只有100米远了,为了缩小目标,我叫最后一个战士停下来,一人往前摸了三十多米。我在那里潜伏了三个多小时,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。在制定作战方案时,我根据抵近侦察来的情况,建议这次战斗用一个班的兵力,不配重火器,采取声东击西,小群多路,以快制快的战法,连长采纳了我的建议。

在完成攻打南嗄的准备工作中,我看连长既要完善作战方案,又要和主攻班研究具体战法,忙得饭顾不得吃,觉顾不得睡,就主动要求分担了秘密排雷开路的组织任务。从我们阵地到南嗄要开辟一条1500米长的通路,途中要经过三个雷场。排雷开路时,又不准暴露企图。在组织战士排雷时,我首先自己进行摸索试验。我在最前面排一段,战士们就挖一段,连续排了219颗雷。排得多了,体会也多了,我把这些体会编成口诀介绍给战士。战士们按这个口诀办,没有排漏一个雷,没有排响一个雷,通路一直开到离敌阵地几十米远,敌人始终没有察觉。这段时间,我跟连长一样,没穿过一天干衣服,每天只吃一顿热饭,面部、双手被毒蚊子、山蚂蝗叮咬,肿得很厉害。连长几次劝我休息,我只在口里答应好好好,仍乐呵呵地带领战士们拼命干。秘密构筑排防御工事需要波纹钢,每块重25斤。每天,我忍着关节疼痛,带头沿着五、六十度的陡坡,步行近两公里背波纹钢,五天里共背了104块。由于准备充分,三月八日进攻战斗打响后,连队仅用五十一分钟就攻占了南嗄,歼敌13名,我无一伤亡,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。

我作为一个基层政工干部,做了些我职责范围内的事,祖国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。我觉得这些荣誉应该归功于党,归功于牺牲的烈士。没有党,就没有今天的胜利;没有烈士,就没有我们这些幸存者。我决心不骄不躁,再立新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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